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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我們有不同的過去，卻有一個共同的台灣
2007-12-19
幸福台灣
1. 寧可拖累台灣，也不讓對方得分？
李登輝總統致力於台灣的民主改革，被譽稱為「不流血的寧靜革命」。很遺憾，政黨輪替之後，國民黨不但推翻李前總統的多年貢獻，更採取一連串的政黨惡鬥，可說是為了奪回政權，不惜讓台灣一切開倒車。
特別是二○○四年大選後，更藉由多數優勢的國會，箝制所有有利於台灣發展的法案與預算，制定傷害基本公義的組織法制、錢坑法案、自肥條款；加上發動檢調不當偵查、起訴，擴大「紅衫軍」長期示威遊行，造成藍綠支持群眾在街頭激情對峙。我開始有另一種體悟，改革可以不流血，卻不可能不付出代價。台灣的民主改革或許是寧靜的，但這是一種「分期付款式的民主改革模式」，我們先享受了民主政治所帶來的多元與自由，但隨後這七年多來，我們的社會卻也不斷為多元、自由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政治上的朝野衝突，逐次地償付蛻變的代價。
許多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，把當前的局勢形容是一種「民主內戰」，我深感認同。原本，政黨政治的運作，除了要有好的執政黨，更要有好的在野黨。好的在野黨應該扮演制衡、監督角色，注意執政黨有無弊端、有無需要改進之處，各就所司，讓國家走得更穩健、更進步；政黨間以誰能符合民意、做對較多來爭取執政支持度，這才是良性的民主競爭。但是，現在的在野黨，一切言行都像是在對抗不共戴天的敵人，要拚到政務停擺，要鬥到互相毀滅，對於執政黨的所有政策，在野黨幾乎全面杯葛。這種「寧可拖累國家進步，也不讓執政黨得分」的想法，很像是布袋戲人物黑白郎君所講的：「別人的失敗，就是我的快樂。」
問題是，這樣拖累式、破壞式的政治紛爭，最後是誰得利？是中國國民黨、還是中國共產黨？
2. 「笨蛋，問題是經濟」，但經濟的問題又是什麼？
說到台灣當前的問題，有人說：「笨蛋，問題在經濟！」但，經濟問題的根源又在哪裡？
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（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, BERI）二○○七年「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」中，我國的投資環境評比排名全球第六名。其中，營運風險指標：全球排名第三、亞洲排名第二；政治風險指標：全球排名第十五、亞洲排名第三；匯兌風險指標：全球排名第五、亞洲排名第三。如果我們再比較另一份報告，瑞士國際管理學院（IMD）發佈的世界競爭力（二○○七年）排名，我國在五十五個受評比的經濟體中排名第十八，較去年滑落一名。其中，台灣「經濟表現」排名十六名；「企業效能」排名十七名；但「政府效能」排名為二十，「基礎公共建設」方面則排名二十一名（參見附表一、二）。
這兩份國際報告中很清楚地顯示，台灣的經濟體質仍然相當不錯，但政治風險太高、政府效能不佳以及基礎公共建設不足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原來，經濟問題繞了一圈，問題還是回到了政治！我們現在看到台灣很多的經濟問題，其實都只是一種浮面的表象。就像一個人手腳酸麻，問題可能是出在脊椎，而不是手腳本身的關節筋絡。
這幾年來，這種強調「經濟萬能」的似是而非觀點，幾乎隨處可見。在野黨的政治人物看到人民對藍綠惡鬥深感厭惡，於是每當執政黨提出政治改革時，便提出各種「擱置政治改革、全力拚經濟」的主張，信誓旦旦為人民謀福利。但一到國會殿堂，在野黨立委砍起執政黨的民生議題預算，卻是毫不手軟。這種表面上「民生經濟優先」，骨子裡卻是「政黨利益唯一」，對執政黨處處掣肘的做法，七年多來始終如一；從各鄉鎮的防災治水、國小學童的營養午餐、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到高等教育的投資、國防預算的編列等等，已淪於「常態性」的刪除或凍結預算，造成再好的政策也無法落實。
我常覺得，政黨共生的基本精神應該是：雖然彼此政治立場不同，但因有共同的國家利益，故我們仍可攜手合作。政黨意見不合本來是政黨政治運作的常態。例如美國在兩次波灣戰爭時期，民主黨雖然反對出兵伊拉克，但國會仍通過軍事預算，不做杯葛；反觀長期以來一直處在中國武力威脅下的台灣，軍購預算卻被在野黨拖延了四年，不但嚴重影響台灣的國防安全，也讓世界各國質疑台灣要自我防衛的意志與決心。
現在的台灣政局，國會惡鬥已造成政府空轉、台灣競爭力虛耗，加上有心人士操控媒體、配合渲染傳播，倍增人民的不安與焦慮。這些惡果，已嚴重妨礙了台灣的進步與團結，其結果，台灣經濟體質其實很健全，國際上對台灣評價一直甚高，台灣社會內部卻看到誤傳的假象，使人民對生活失去幸福感，對未來充滿信心危機。
台灣的經濟問題只是病徵，政治問題才是病理。政治人物一味高喊「拚經濟」，卻忽視台灣政治制度的改革，如果不是本身的無知，那就是在騙選票。如果不從制度面去規範政黨的惡鬥，怎能期待政黨可共同解決台灣的經濟問題？
3. 多元，是台灣的資產，不是負債
過去以來，台灣的社會一直被歷史、被政治人物有意切割成許多不同的分界。無論是身分分類，例如性別、族群、血緣等；或者不同的政治主張，例如左派右派、統獨、藍綠等等。這些天生的、地理的、族群的、文化的甚至是政治立場的區別，其實正足以顯示台灣更多元、更豐富的文化優勢。然而，由於政治上的刻意操弄，原本所屬族群身分的不同、彼此的成長經驗也各異的多元互補優勢，竟被扭曲到不同族群背負著各自的歷史命運，用一種怨懟責備的心情，來看待對方，並累積形成對台灣未來的分歧主張，造成目前台灣社會上兩股政治勢力始終爭執不下，非常可惜，也很令人遺憾。
從政二十多年以來，我看到許多因政黨、族群、文化階層及意識形態差異產生的衝突，不斷在思考：「什麼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？」、「什麼又是政治領導者的使命？」幾經思索、請益、閱讀，我認為，台灣這個多元多樣的社會，應該有一套適合自己的文化概念。因此，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「共生和解」的主張。這是我從政以來一直在推動的理念。生活在這塊土地上，無論出生地、族群之不同，無論是原住民或是數百年來先後來到台灣的新住民，都要體認，台灣如果要走出去，就要團結合作；對立與摧毀會讓台灣利基盡失，沒有未來。在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，都應該清楚地知道：我們雖然有不一樣的過去，但是會有共同的未來。出身在老社區或眷村、或城市、或農村，都是命運的偶然，不能用這種無法改變的事實來強求對方；更可以開闊心胸去了解對方、擷取文化異同間的趣味。事實上，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都能豐富台灣的生命力。這也是台灣社會可愛之處，相信你我都有體會如此多元文化的美好經驗。
以同理心去互相了解，就是和解；只要認同台灣就可以共同合作，這就是共生。以共生和解為基礎的民主遊戲規則，強調合作與分享，誰都不可能消滅誰。期待全民把文化多樣性變成資產，而非負債，這是台灣永續發展的堅固磐石。
4. 共生會帶來雙贏，惡質競爭只會雙輸
我當高雄市長以來，一直提倡「愛與信任」。很多人笑我不切實際，認為政治就是競爭、就是要打得你死我活，對手之間哪來愛與信任？
沒錯，政治是一種社會競爭的機制，但千萬要記得，政治競爭的目的與結果應該是讓人的社群生活變得更好、更幸福，是為公益，而非為私利。如果政黨競爭的目的是爭奪權力，手段是仇恨與報復，人民怎能期待這種競爭能帶來更好的生活？
「自私自利」是人類的本性，也是人類的本能反應。但人性本質是一種揉合了善良與邪惡的綜合體，會隨著越進步而越共生，因此形成當代文明。共生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自存，自我生存是一種基本權利，但群體的生活中，個人的自存也需要別人的合作，因此共生便是一種義務。當人類了解權利與義務的互為表裡、不可分割，乃以「信任」為基礎，開始有「利他」的觀念產生，以尊重「共同存在」的事實前提，逐漸形成社會與國家。就像製作麥克風、眼鏡、手錶，都需要微妙的分工，很難靠一個人單獨完成；全世界就這樣因合作分工而運轉至今，這就是合作共生。如果人類的終極邏輯是互相對抗、毀滅，今天人類應該早已絕跡。
共生就是一種「當你看到別人痛苦時，你也不會覺得快樂」的愛、「當你痛苦時，別人也不會坐視」的信任。
台灣眼前的問題並非「愛與信任」不存在，而是政治上惡質的競爭文 化把人類共生的基本價值蒙蔽了。其實，共生和解的道理很簡單，創造雙贏就是共生；惡質競爭就是雙輸。
5. 和解共生，用信任重建分裂的社會
我認為，無論是泛藍、泛綠，政黨在競爭時都應該有一些共同的價值基礎，對我來說，這些價值基礎就是台灣的國家主體性、相互尊重的民主態度以及人民永遠優先的民本精神。不管政治競爭多激烈，都不能危害這些基本價值。
這就好比一個家庭，兄弟再怎麼不合，也不能把屋頂拆了，或者乾脆在家裡砌起一道牆來，彼此決裂不相往來；一旦外敵真的來了，兄弟如何齊心抵抗外辱？
所以，台灣社會當前所面對的問題，不是民主政治制度缺陷所產生的問題，而是缺乏民主精神所引發的種種現象。更正確地說，我們逐漸習慣民主制度的運作，卻沒有一種深刻的價值，讓我們可以去容忍民主社會的多元聲音。
「共生」應該是一種終極價值，可以做為世界發展的新理想、新希望；而政治領導者的首要使命，就是提供一套政策和策略，引導社會走向「共生」的境界。面對政黨激烈對立，面對族群關係緊張，一個負責的政治人物，不是在傷口上撒鹽，而是必須用心去撫平歷史記憶的傷痛，用信任去重建分裂的社會。
所有政黨都必須更謙卑地面對人民，就像台灣長老教會七○年代三篇膾炙人口的人權宣言：包容、疼惜、互相信賴，這就是台灣的新文化。自己人若不能互相包容、互相疼惜、互相信任，就不能建立一個國家，建立一個新文化、新價值。
如果政黨不能創造雙贏，台灣怎能邁向未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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