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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序言】幸福之路，不忘初心
2007-12-28
幸福台灣
本書編輯群建議要在卷首寫一篇序文，向本書讀者交代「所為何來」？
其實，在二○○八年總統大選已邁入最後關頭的時刻，要靜心思考序文內容，談何容易？但這個問題，打動了我。
當你問一個人「所為何來」時，似乎意味著人生存在著一個最初始的座標，讓我們得以在往後的旅途中，隨時丈量、評估自己離那個初始點的距離。我想，我是時時牢記這個初心，留意每個腳步的。
如果我的政治生涯有個初始點的話，我想那是二十八年前的那次來訪吧。
當周清玉女士推開我仁愛路律師事務所大門的那一刻，我心裡很清楚，此後我的生命將會有重大轉變──她是為了美麗島事件被起訴的丈夫姚嘉文先生而來。我看得出來，她經歷了許多次的拒絕。因為那時的台灣，整個社會仍然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，面對美麗島事件這些政治犯，每個律師都知道這是絕對禁忌，大家都想明哲保身，沒有人願意碰這個案子。
看著她滿臉淚水，手裡緊握著委任狀，不發一語地坐在我面前，一股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的正義感在心中油然而生，我跟她說：「妳放心，我不會拒絕妳，姚嘉文不是因為個人的事被起訴，他是為了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被起訴。」
我簽下了律師的委任狀，從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也踏上了一條不同的路。
在那些對抗國民黨威權政府的日子中，很多事情都令人很挫折。整個社會、媒體在國民黨的控制下，幾乎是一面倒，認為黨外這些人都是暴徒，像洪水、猛獸一樣。所以我和我的家人常接到一些恐嚇、騷擾的電話。特別是發生「林宅血案」之後，那時候我常想：「今天出去，可能就不能回來了……」或者：「今天出去，可能回來家裡就已經發生什麼事情。」
我常常說，「勇敢」不是不怕，不怕只是一種莽撞。勇敢是雖然怕，但還是要戰勝恐懼、還是要表現得很堅強，因為在內心深處還有一個更大的力量支撐著，那就是當初渴望實現台灣民主與公義的初心。
一九八一年，我以黨外人士的身分參選台北市市議員，提出「民主靠制衡，制衡靠黨外，有黨外才有進步」，高票當選台北市議員。五年後，我和尤清在參加黨外後援會提名大會時，排除眾議臨時變更議程為「組黨發起人會議」，籌組「民主進步黨」，並由我草擬黨綱、黨章。至此，台灣正式步入了政黨政治，也寫下了台灣民主的里程碑。
另一方面，隨著台灣民主發展腳步加快，我開始不斷地去思索，除了對抗國民黨的威權體系之外，到底我們希望把台灣建設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？我一直認為：台灣在歷史上與社會上都有一些特殊的條件，因此要解決這塊土地上的問題，也要有自己的理論和方法。
在往後擔任立委的期間裡，這種想法更加強烈。面對台灣種種社會、經濟、法制以及政體的問題，過去在京都大學時代研修的法哲學一一浮現，不斷與有識之士殷殷深談，彷彿逐漸開悟。
人類的進步是不斷追尋自我完善的過程，混亂是因為現有的秩序無法照顧每個人的需要，所以，面對社會的失序與混亂，不是用暴力或武力來壓制人民，而是應該找出人與社會制度之間的良性循環。因此，我們所追求的自由體制，並非放任自由競爭、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，那是一種由仇恨堆積而成的社會，昨天的受害者，取得權力之後，便反過來迫害當初的加害者，造成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惡性循環；這種病態的社會，最終也將成為專制體制的溫床。
我認為一個好的社會，應該是要以文明制度為前提，讓優勢者得以享受自由社會的富裕，而弱勢者也能獲得基本保障的公義社會；也要讓台灣多元、多族群的社會特性，能夠相互尊重、包容。這樣的社會便是一種溫暖的社會，也是一個共生的社會。
共生，是人類進步的象徵，一個好的文化，應該有助於這個社會建立共生的終極關懷、建立共同目標，讓人們可以在這個目標底下，獲得信任感與安全感，進而產生彼此互助的命運共同體。
反之，如果人民沒有共同的價值目標、社會沒有理想，將會造成國家不知道要走向哪裡，這絕不是大家所樂見的。
因此，我提出了台灣維新的主張，要透過新政治、新經濟、新社會的思維，將台灣打造成一個具有共生價值的台灣。我提出幸福經濟的主張，要扭轉過去只重經濟成長，忽視社會公義、環境永續的舊思維；希望發展「經濟、社會、環境」等邊平衡的「黃金三角」，讓人民感受實質的幸福。另外，更要以「台灣、文化、弱勢、環境」等四大優先的理念，讓台灣成為一個溫暖、高品質、值得留戀、充滿未來願景的國家。
這本書中，我所有的理念，乃至於所提出每一個對於幸福台灣的政策主張，都源自於我二十餘年來不變的堅持，那便是追求一個社會更進步、人民更幸福、國家更有尊嚴的台灣。這不僅是我所為何來的初心，也是我認定台灣所從何去的目標！對照當下時局，深信讀者從中會有更確切的共識。
這本書從去年中開始構劃，嘗試匯集我從政以來一貫的理念、主張與理想。這也是從《新文化教室》、《謝長廷說故事》、《日出南方》、《新雙城記》等書以來，對我個人政治理念所做的最完整的闡述。
此刻的付梓，猶如飛舞在二月天裡的燕子。一隻燕子來了，不代表春天來了，但它捎來春天快來的信息。
天佑台灣，相信台灣，幸福台灣！
謝長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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