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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幸福，是政府必修的經濟學分
2007-12-15
幸福台灣

        1. 什麼是幸福？

        台灣是個可愛的地方，因為這裡總是充滿感人的故事：

        ──有人離開高階主管的職位，重拾年少夢想，為個人創業奮鬥著；

        ──有人退隱山林，一磚一瓦自己蓋房子，以有機農法種植、過自給自足的生活；

        ──有人為了照顧重病的長輩，付出愛心與耐心，全年無休；

        ──更有人放棄記者光環，回家當全職媽媽，陪孩子度過快樂的童年，還因此投入教育、幫助更多的孩子。

        這些人原本都年薪逾百萬，卻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、過自己想過的生活、陪伴孩子的成長，放棄人人稱羨的高薪收入。對他們來說，生命當中還有比百萬年薪、身分地位更重要的事，那就是「幸福」！

        英國頂尖的經濟學家理查．萊亞德指出：「一個人所得收入的高低，和快樂與否，並不成正比。」（編註）原因就在於，「我們花了太多氣力在與別人比較，而使自己不快樂。」而他認為，影響一個人幸福感的來源，包含了「家庭關係、財務狀況、工作、社群和朋友、健康、個人自由，以及個人價值觀」等七大因素。

        幸福是很主觀的心理感受，如果你去問一百位台灣人：「什麼是幸福？」可能會有一○一種、甚至一○○一種答案！有活力、健康、生活有意義，常大笑，都能讓人覺得幸福。事實上，隨著生活條件逐漸改善，人們的需求層次除了改善經濟生活之外，日益多樣化，人還有愛與被愛的渴望、有受到別人尊重的渴望，更有自我實現的渴望。人的生活領域，也不是只有工作與睡覺兩端，然後用消費來填補之間的空隙。我們有家庭、有朋友，期待假日走向大自然，也需要用文化饗宴來豐富自己的心靈。

        把幸福視為政府重要職責，最早源於美國的獨立宣言。這份文件認為，「生命（Life）、自由（Liberty）與追求快樂（in pursuit of Happiness）是上天賦與的權利」，政府是為了這些目的而設，「任何政府如果破壞這些目的，就該被推翻。」

        誠如萊亞德所言：「一個追求快樂的國家，才是最偉大的國家。」

        台灣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，必須讓人民感到幸福。幸福，是每一個新世代領導人必修的一堂課。

        編註：理查．萊亞德（Richard Layard）曾任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的經濟顧問，這是他在《快樂經濟學》（Happiness: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）一書中所提的主張。



        2. 如果用幸福畫一張世界地圖，台灣在哪裡？

        什麼樣的國家才是幸福國家呢？

        英國社會心理學者懷特（Adrian White），在二○○七年發表了一份引起廣泛重視的研究，稱為「世界快樂地圖」（World Map of Happiness，參見文末附表）。不同於一般國際評比都採取經濟指標，這份報告用「快樂」來為各國政府打分數。

        從附表中可看出，北歐小國的丹麥被選為全球最快樂的國家；位處喜馬拉雅山麓下的小國不丹，。每人年均所得僅有一千四百美元，國家並不富有，卻名列第八。不丹國王史旺克以「國民幸福毛額」（Gross National Happiness, GNH）作為治國理念，將「政府善治」、「經濟成長」、「文化發展」、「環境保護」四個層面列為施政目標，讓國民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均衡，而不是盲目追求工商業發展。結果，不丹人民的快樂度，竟與全球每人年均所得最高的盧森堡並駕齊驅！

        反觀，世界最大工業體的美國，雖然地大國富，卻近年來飽受恐怖主義威脅，人民擔心受怕，安全檢查令人毫無尊嚴。而日本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每人年均所得是不丹的二十五倍，快樂程度卻落後不丹甚多。

        足見人民幸福不幸福？快不快樂？和國家大小、國民所得不一定成比例。

        台灣呢？在這份地圖中，台灣在亞洲四小龍中僅次於新加坡，屬於中段班。包含日本、韓國、中國在內的幾個東亞國家，雖然有著亮麗的經濟成就，但這些國家在追求人民幸福的作為上，表現卻不甚理想。

        對於上述的國際排名，其中有許多指標，或許是見仁見智。但不管台灣排名是高還是低，我都會認真地去思考其中的意義。我們必須捫心自問：過去國家整體經濟的快速增長，是否帶給人民更美滿的家庭？國民身心是否更健康？生活的品質是否滿意？社會內部的族群關係是否和諧？台灣是否得到國際社會尊重？

        當世界各國都用新的視野來檢視自己本身的定位，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必須回歸基本價值，以人民幸福感為指標，以追求人民實質的幸福為目的。



        3. 下一站到哪裡？台灣，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

        過去五十年來，台灣在冷戰時代所形成的國際分工架構中，靠著優異而低廉的勞工、便宜的土地成本，脫穎而出，成為歐美國家的「代工基地」，形成了出口導向的依賴貿易。這種以「壓低成本」、「削價競爭」的經濟發展策略，配合國家關稅保護、鼓勵出口、獎勵外資及僑資等措施，並以稅賦補貼重工業、石化業等「高污染、高耗能」的重工業政策，讓當時的台灣迅速地累積了國家的財富，創下令人驚嘆的經濟奇蹟，也蛻身成為「亞洲四小龍」。

        然而，這樣的經濟奇蹟，固然為我們帶來經濟上的光榮感，但過去只注重經濟成長、忽視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公義的作法，也讓我們付出了沉重代價。回顧台灣社會發展，解嚴過後，長期受到壓抑的社會力一時之間猛烈爆發，農民、勞工、環保、婦女、原住民、無住屋者、消費者權益保障等等各式各樣的自力救濟運動，都是對這種「經濟至上」思維的反彈。

        此外，九○年代全球性所帶來的經濟變局，也改變了台灣過去在國際分工鏈上的位置。包括中國、印度等後進國家都加入，瓜分了原有「代工基地」的國際市場。台灣，因為無法擺脫代工策略與低成本競爭邏輯，許多產業在這波狂潮中紛紛出走。而產業大量外移的結果，連帶造成國內就業機會銳減、企業對台灣投資趨緩、薪資成長放緩、結構性失業增加、社會出現貧富差異加劇等等問題。

        若我們仔細檢視台灣當前的經濟困境，其實不難發現，過去在評估上只重視國內生產毛額，是關鍵原因之一。

        現今有關國民財富的統計，很多是根據國內生產毛額而來。這讓很多政府在考慮經濟政策時，都把「如何提升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」奉為無上圭臬。

        我們必須問的是：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，是否真能衡量國家的一切？

        舉例來說，過去國民黨政府推廣運動或娛樂休閒，就是在每個縣市花上億元，蓋大型體育館舉辦運動會，短短數周內體育館湧進上萬名民眾，運動會通常四年一次，辦完之後就空蕩蕩的，除了周邊近鄰外，廣大民眾無從使用。例如花蓮縣的體育館蓋在北邊的花蓮市，南邊的玉里鎮民幾乎使用不到。

        如果把相同的錢，在各個鄉鎮市內興建社區的步道、自行車道等休閒運動設施，及公園綠地、親水廣場，就像台東關山的環鎮自行車步道、台中東勢到豐原的自行車綠廊，既方便一般民眾或攜家帶眷，共享親子之樂，或是年輕男女結伴出遊；也帶來地方的觀光收入。

        花費幾十億興建大型體育場，一定會提高國內生產毛額；但是，卻無法普遍讓民眾產生幸福感。百萬、千萬所打造的大眾休閒設施雖可帶來健康生活的幸福感，對國內生產毛額的影響卻微乎其微。兩相對比說明了，國內生產毛額無法衡量人類文明活動的一切價值；過於強調國內生產毛額，會忽略了生命中許多無形的價值。

        這正是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差距。當我們一心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，卻幾乎遺忘，所謂財富，是人類追求快樂的手段，而非目的；是中間過程，而非終極價值。

        這是經濟思維的維新與轉型。我認為，政府必須從根本上轉變施政思維，不再只追求客觀經濟發展指數的增長，而是必須反映出民眾主觀的生活質量感受。從過去過分強調製造生產、依賴貿易發展與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等的商品經濟思維，轉型成為體現人本價值、重視生活品質、強調社會資源共享的「幸福經濟」。

        台灣，正站在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，我期盼，幸福經濟能引領台灣成為既富裕且快樂的國家。